吴椿的信最后还是到了苏水寿的手上。
在苏水寿被陷害监禁在家后，他却是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开始研究和学习。
苏水寿在学习研究了很多工人运动，同时切身体会了剥削阶级设置的法律，可以用更为深远的眼光看到了社会的发展。
他看着这些信件，把资料整合起来，开始动笔写下自己所想。
首先，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经济基础即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里，决定社会形态的究其根本的基础其实就是经济基础。
就像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要么是追求一定的权利（比如欧洲农民起义），要么就是封建王朝的循环（比如东方王朝境内的农民起义）。在没有市民阶层，也就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发展时，以农民为代表的下层群众只能说是在“悲哀的循环”。
任何睁着眼睛的人都不会否认农民在于推翻封建社会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以广大农民（至少在工人还没有成形，又或者说农民没有转化成工人时）为代表的底层人民群众其实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这无疑是生产力的巨大来源，也就是经济基础中生产力的巨大来源。农民可以成就世界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可以做任何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些都必须在知识分子，或者说市民阶级，亦或是无产阶级的指导下完成，否则农民的盲目性和狭隘性会导致封建王朝的循环往复。
简而言之，农民是拥有最广泛，最具有活力的生产力阶级。
工人阶级则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他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是农民的进阶。因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而工人可以算作是破产的农民，是彻底的无产阶级。
由于工人受压迫更重，生活更没有保障，所以他的革命性会更高，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
如果以农民为标志，由此推知，工人运动如果没有指导，很有可能也会陷入资本主义的可悲循环。
为什么这么推？逻辑链于下：工人来自于农民，市民等等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任何以自发性为基础的活动必然是循规蹈矩，依旧在资本主义的规划下活动的，是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也就是说，工人的自发运动只会和农民一样，追求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不是让社会形态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工联主义（其主张社会和谐，劳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反对暴力革命，而进行经济的抗争。注重维护工人的利益，但是争取公平的工资的主要手段，就是由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组成仲裁法庭调解劳资纠纷，以达成劳资两利的协议。但是，在作者看来，他们忽略了“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个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资本家制定的法律必然是偏向于资本家的。这就导致工联主义最重要的维权手段从根本上就是无稽之谈。你最大的武器居然是敌人施舍给你的，你还觉得自己能打的过对面？他们大多数人以及绝大多数的努力在资本家眼里就是一个个跳梁小丑，一件件徒劳无功的事罢了。），亦或是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社会改良主义（这些理论总体上就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鼓吹阶级合作，主张渐进式改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执政的主义思潮。）。
看到这，有没有想起来我们祖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地主阶级的改良派不就是如此么？所谓的重庆谈判不就是如此么？事实证明，任何想让压迫者平白无故的让权于被压迫者的异想天开，换来的只能是“戊戌六君子”以生命为代价的喊醒世人“改良行不通，唯有革命成”；只能是重庆谈判的破裂，双方内战的开始！
最后都是暴力革命才能换了新天！
苏水寿研究到这儿，说明了一件事，也就是工人是伟大的，但也是盲目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目的准的纲领，那么工人的自发运动不是被统治者镇压就是被资本家利用。
“工人阶级在没有外来力量的引领下，本质上与农民阶级并无不同，或者说，两个阶级都可以算是无产阶级的代表。”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苏水寿继续思索着。
苏水寿进一步研究了怎么完成革命，怎么完成社会变革。
主要的锚点就是两个，一个是纲领，另一个就是组织。两个小问题其实是一个大问题，究其根本，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完成方法。
纲领：既然工人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那就从外边灌输进去！
这个纲领必须足够大！既不能仅限于无产阶级内部的关系，也不能仅涉及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群体之间的劳资关系，亦或是只涉及整个资产阶级作为国家与整个无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关系，而是要只有涉及无产阶级“外面”的一切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现象的关系，才有可能推翻资本主义。（说简单点就是纲领不能局限于自身，某一群体，某一国家，而是要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理想足够大，那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手段吗？
这个时候，就需要引进组织了。
组织：只有由无产阶级率先觉悟的分子、最先进的部队（这些人往往不是工人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分子等，甚至是资产阶级中背叛了自己阶级的良心人。就比如周恩来总理同志、马克思、恩格斯等等，都不是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参与者），将上述阶级斗争与阶级压迫现象的关系全面地、具体地、及时地、生动地向无产阶级群众揭露出来。而这些率先觉醒的人，所形成的组织，或者说政党，就是纲领的提出者。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他们进行不断的、全面的、群众性的揭露和鼓动，才能把社会主义从“外面”真正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而这个先锋队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就是“the munist party”（共产主义的党派，简称共产党）（下文以tcp代指）。
苏水寿研究到这，开始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党派。
首先，就是权利义务问题。这里有一个定理“由谁产生，对谁负责”。比如首相如果是由议会选举，那么就是对议会负责（君主立宪制）；由如果是由国王任命，那么就是对国王负责（君主制）。这个也可以用于先锋队的方面，即tcp的成立方面。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先锋队绝非是某些人自封的，而是无产阶级自发拥护的，是要接受无产阶级的检验的。
也就是说，这个政党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是她（或他）与其他压迫者最为本质的区别。既然如此，那么就说明任何一个党员或党组织都有权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权批评中央的错误。对于下面人的意见，中央应该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应该容许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容许基于无产阶级立场的思想斗争，在不用违反党性的斗争手段的前提下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如果中央不能如此，而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搁置争议，亦或是以某些借口压制基层，封锁基层的发言权，甚至于以恐怖主义控制整个政权，那么这个中央就不合格，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是变成某些“人”谋利之工具了。那么最后革命必然会失败。
同样的，如果基层不是以无产阶级为立场，而是借着所谓的“发言权”歌颂敌人，破坏革命，也需要群众们认真辨认，将这些蛀虫剔除。
无疑，这会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是需要结合国情，结合历史背景，结合当时的具体条件来辨认的。
第二，就是时间问题。我们知道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tcp是按照社会发展必然要成立的，但是什么时间成立，怎么完成？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时期吗？必然是不会的，那个时候连工人阶级都可以说是没有几个，全都是工场生产，就是手工业者罢了。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时期吗？苏水寿立马否决了这个时期。上面说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由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依旧是上升阶段，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经济条件在不断变好。在这个时期提出tcp的成立问题必然不会得到大多数工人的响应而失败。（见第30章，宪章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资本主义还在上升阶段，难以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当时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在稳步上升，很多工人们政治热情并不高，进而导致工人运动失败，领导者要么被捕，要么逃亡）
于是，答案只有一个：帝国主义时期。而且必须是帝国主义中末期，或者薄弱期。
就阶级的关系而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经过长期的自由竞争，角逐出了各行业的垄断资本。而其中的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联合为金融寡头，垄断资本逐步瓜分世界市场。寡头们相互打压排挤，互相击垮对方来争夺所渴望的市场。资产阶级开始按资本，按实力的标准瓜分世界。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输出超过商品输出成为首要，这个时候资本主义会压榨实业，供给金融等虚业，这时一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泡沫极其严重，经济危机频率增加，生产力被极大的阻碍。
这时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就完全走向了反动的腐朽性。
就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贷给不发达国家，再在借款协议中要求债务国购买一定量的债权国的商品（即开放市场，债权关系），如此一来债务国背上了高利贷，而债权国却成功将过剩的商品出售，实现了危机嫁接。
但是，债务国薄弱的生产力根本没有可能偿还贷款，只能是砸锅卖铁来购买各项技术和机器进而提高生产力以求偿还债务。但债权国却也只会出售已经过时了的技术，使得负债国根本无法和债权国竞争。
综上所述，如此一来，无法生活的债务国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1.只能以国家主权，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等作为抵押。进一步被债权国掌握。2.发动战争消灭债权国。（我们世界的一战就是由于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而爆发的一场世界级帝国主义战争。而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说白了就是德国要是不选择战争，就是要被老牌强国以经济竞争的形式而抽干血去死的。）
不论最后结果如何，世界市场总是一定的，市场总要被瓜分完毕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却没有半分改善。对于新市场的渴求，对于新的殖民地的渴求，使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而垄断资本的壮大，小资产阶级大量破产跌落为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由于生产的相对过剩导致无法循环，危机无法解决，日益贫困化，阶级矛盾日益剧烈。
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是社会即将灭亡的最后标志了：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生产力的富足以及购买力的萎缩导致资本主义的循环无法完成，最后灭亡。）而放在现实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小企业日益破产萎缩，工人薪资待遇逐步下降减少，金融危机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大型企业抢占市场倾销商品……
推演到这儿，苏水寿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tcp必然会在此时壮大，进而把赤旗插遍全球！
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非是势均力敌的，或者说，完全相反的是，先发帝国主义国家占领了大量的殖民地和世界市场，比起后发帝国主义具有极大的优势，进而掐死后来人的发展。（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里，先富堵死后富，不存在所谓的共同富裕）就比如这个世界的大不瑞腾帝国，当时的它占领了大量的殖民地，有足够的剩余价值用于收买自己家里的工人阶级，使得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远不如国外那般激烈。因此，苏水寿敏感的捕捉到，自己的祖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一环（没办法，资本主义发展时间太晚），那么革命首先会在自己祖国等少数国家内首先胜利，而其余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但是，苏水寿担心的点来了，资本主义国家是忌惮共产主义的，如果一个国家都信奉共产主义，必然会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重兵围剿。如果一国胜利之后不能进一步引发革命，那么革命必然会失败。也就是说苏水寿虽然认为祖国中的无产阶级可以在自己祖国国内夺取政权，但同时认为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欧洲革命，或者说是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比如巴黎公社等等。一个被迫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国家绝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除非你在世界占足够大的比重，不然大清就是下场。）
于是，苏水寿痛苦的推出了一个结论：“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我们灭亡。”这一结论说是苏水寿由基础的几条定理按照逻辑链推演而来的真理，尽管是个痛苦的真理。
总之，苏水寿在这时已经奠定了自己的世界革命理论，坚持把祖国革命的命运同世界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否定“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在完成了先锋队共产党成立的组成、权责、时间等等问题之后，苏水寿就很开心了：嘿，好像这儿没有我什么事诶？毕竟现在时间不允许嘛。资本主义还没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要是不顾历史条件，具体国情就去乱搞，那就是白干瞎搞了。
于是苏水寿安心的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