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四年夏六月，刑部大堂，一场别开生面的审判已然到收尾的关键时刻。这场局限于刑部大堂里的审判，牵动的却是京畿上下、宫廷内外几乎所有宗室、勋贵、官僚的心弦。
受审者身份特殊，乃是吴国公刘晖府上长史刘周，司马朱廷和，主簿张常建，同时，吴国公刘晖也被要求二堂旁听审判。
主审者乃是刑部尚书李惟清，由陇西调任京城任大理寺卿的王禹偁，陪审的身份就更加高贵了，燕王、宗正卿刘昭，以及宰臣、都察使韩徽。
徐王刘承赟，在雍熙三年腊月，走完了他平淡却极其显贵的一生，皇帝刘旸下诏，废朝五日，以悼念这个故去的宗室旧老。
徐王的后事如何暂且不表，刘旸总归不会苛待，一切依礼制而行，只是比起世祖皇帝时物质待遇方面有所削减。
而空出来的宗正卿，则让皇帝刘旸头疼了一阵子。随着皇室成员逐渐增多，各脉宗王公卿也都在开枝散叶，作为直接管理宗室成员的宗正寺就越发凸显了。
关于接任人选，刘旸头疼的倒不是取谁的问题，而是他的想法一时间不好宣之于口罢了。因为论资历、论辈分，赵王刘昉是最适合的人选，然而，刘旸显然不愿意赵王掌管宗正寺。
甚至于往下排到的吴国公刘晖，刘旸也排除掉了，他心里实则也不喜欢刘晖的虚荣浮丽。
于是，当皇帝都心有所属了，不管过程如何，也不管结果呈现得是否好看，大汉第三任的宗正卿诞生了，正是燕王刘昭。
此时，涉案人员又是吴国公三名主要僚属，又是吴国公旁听，又是燕王陪审，场面搞得如此严肃，事情的严重性也可想而知。
追本溯源，还是“税改”的问题。随着朝廷加强吏治，加大对各地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纠治，雍熙元年前后那此起彼伏的所谓税改弊病得到纠正，不说一扫而空，至少风气是扭转过来了，此前乱象大幅减少。
在一种磕磕碰碰、反反复复的状态下，这几年下来，各个道州从官府到民间，从权贵到地主，行事都收敛了不少。毕竟，天子虽然慎刑少杀，但酷爱流刑，一流还往往数千里，甚至远渡重洋，这如何让人受得了。
这些年，随着海上贸易的风潮，各种海贸暴富的传奇传说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但是，这终究只是少数人，即便是海贸已然格外风靡的江浙闵粤地区，参与进去的都只是少数人。
至于更为广大的大汉江河内陆道州，真正有实力、有意愿尝试海贸，只有上层贵族抑或是实力雄厚的大商贾。
而大部分大汉士民，其经营的重心还是在土地上，再没有比脚下的黄土，生长的粮食作物，这种看得着、摸得到的东西更实在了。
虽然他们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花钱买两件“海物”，沾一沾洋气，甚至偶尔也会憧憬、幻想那种暴富，但要让他们踏出那一步，还是过于艰难，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百姓骨子里的土地思维太难扭转。
而如今，只因为对那些泥腿子压榨太狠了，就要罚没大量钱财，还要被迫变卖所有土地家产，举家外迁封国，这样的处罚实在太重了，也几乎是所有地主豪强难以承受之重。
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能，但朝廷的“严刑酷法”这真的落下来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收敛韬晦，进入蛰伏期。
因此，经过这几年的过渡期，大汉的税制改革算是缓缓落地了，至少在土地确权、土地买卖、土地等级、税务规定、税务收取等方面，已经形成一个系统，并且在绝大多数道州推广开来，正式代替旧的两税制。
而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便是在雍熙四年初，在全国上计之中，朝廷正式明确了全国各道州府在册田亩数目。这是中央与地方在税制改革、田地规模上达成了一致，当然，这是一种妥协的一致。
但对于大汉的政治经济而言，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经过长达十年的改革推进，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有了决定性的成果，从此以后，朝廷可以根据这些田亩籍册进行收税。
也意味着由改革带来的税制、治安上的混乱，经济、民生上的负面影响，都将逐步消散，这是大汉走向一个盛世雍熙的重要政治经济基础......
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大汉以“统归地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成功。
这是很多大臣在给刘旸的奏章中表明的东西，并以此夸耀刘旸的卓越政绩，不堕先帝之志，延续开宝盛世。似乎，从雍熙四年开始，大伙儿又可以安心享受清平盛世了，因此，皇帝你也就不要再和世祖一样折腾了......
只不过，在这些赞誉背后，权贵们究竟存着什么心思，刘旸也不是毫无察觉。
至少，大汉的税制改革，当真成功了吗？这一点，在刘旸心中仍旧打了个问号。
就拿中枢对地方财税的收取来说吧，至少形式上，同样是扣除地方留税之后，再上缴。只不过，比起“量入为出”的两税法，朝廷有了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依据：土地，且在土地状况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能够保持一个稳固的收入。
如此，对于财政司而言，自是省了很大的事，毕竟做财政预算这种东西，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大了，而朝廷对于帝国的管理也不可能做得那么细致。一切围绕着田亩籍册来展开，似乎起到了一个“旱涝保收”的效果。
然而，朝廷每年的支出却不是固定的，只要这份不确定性还存在，就永远不可能高枕无忧，财政司还得应时调整，一劳永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新税制下，朝廷根据田亩数目从诸道收取固定税收，地方道司再从下属州府县邑收取赋税，如此层次分明，但有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目前的田地确权，籍册数目，那数据当真是真实准确的吗？
不言而喻，这本质上只是税改到一定地步后，经过无数次纠缠碰撞之后，中央与地方达成的一种妥协。
也就是说，不管是道司也好，还是下属州府县乡也好，似乎都只需上缴固定税额即可，那么基于田册的固定税额之外呢？
还有，田亩确权造册之后，是否就一成不变了？土地交易后造成各家土地数目变化，从而产生的税费差距，这个如何把控，中枢其能监察得这般细致？
水田便旱田，旱田变水田；富田过渡利用后肥力下降变成中下田；田地种植不同作物，税收上是否应该有所差别，如果有，是否会影响基础粮食作物产出......
总之，围绕着土地，能产生无数的疑问甚至是矛盾，而这些都不是中枢朝廷真正能够把握的。
这些问题，最终只能放给地方政府，而一旦放任，那么以封建官僚根深蒂固的秉性，那么旧的问题，新的矛盾，一起涌出来，是大概率的事情。
因此，那些始终排斥税改，希望恢复旧制的臣子，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毫无道理，也并非全然基于私利而提出反对意见。
毕竟，依着从前，按人头派税赋，每一人，每一户，照章纳税，岂不比复杂的地税简单省便？
说到底，大汉的税改，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将纳税依据从人头变成了土地，这其中是有突破性改变的。
这是世祖皇帝基于实现一个“相对公平”而进行的改革创新，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作为实际执行者新一代君臣，却逐渐发现，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
在新税制下，对于朝廷的监督能力，对官员的治政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实事求是地说，绝大部分的官吏，都不具备处理复杂税收导致的复杂民生、政治、经济问题。
面临着这般现实的情况，刘旸最终选择了妥协，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选择。也正是触及到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刘旸才决定及时刹车，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君主专制帝国，有些问题，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只能改良，而不能改革，因为改革必死，必乱。
也正因如此，作为世祖皇帝的第一继承人，刘旸对他老人家开拓策略的理解，才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理解。
尤其是经历过“川蜀之乱”后，对所谓的“泄洪所”，才有了一丝豁然开朗般的明悟。
显而易见的是，新税制下的大汉帝国，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下，统治阶级要么完成一场自我进化，进一步强化对帝国、对黔首下民的控制，要么就只能在不断地捂盖子、压矛盾的过程中筋疲力竭，直到帝国尽头，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的，仍然只可能是改良。
而就当下的雍熙王朝而言，能够做的，也致力于做的，还是调和阶级矛盾，这也是刘旸正在进行的“新政”的本质。
至于税改，平心而论，到此时的程度，不管是朝廷权威所及，还是官吏能力所限，亦或是既得利益者的忍受，导游到达一种极限平衡，再不依不饶，对所有人都不好。
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风向已经逐渐改了，这种变化身处局中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并自上而下，层层传递下去。由此，大汉帝国从中央到地方，方才恢复了明面上的风平浪静。
然而，真的能静下吗？
妥协后刘旸与大汉朝廷，并非没有退后半步，相反，在“调和路线”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法制的口号每月每日都在喊，雍熙四年春闱录取的明法科进士人数破天荒地达到了78人，对于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打击，更是坚决如初。
这是真正被刘旸视为“执政方针”的东西，也是人治体制下，维护体制、巩固统治的做法，历朝历代，但凡能做到刘旸这样的程度，距离所谓盛世也就不远了。
因此，在刘旸登基后的第四个年头，大汉帝国整体上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清明、军事强大、文化繁荣、经济活跃、社会矛盾缓解的状态，帝国开始在他的统治下迈向下一个巅峰。
但是，该有的问题，它依旧存在，哪怕朝廷压制得比较厉害，并且，时不时地还能来一个“惊喜”。
比如呈收敛姿态的权贵与地主们，他们当真老实了吗？事实上，在朝廷监管不及的地方，一切都是照旧的，朝廷的每一项规定，每个制度，都有避让的余地，他们也擅长钻空子。
法制的时代，都有无数的漏洞可钻，何况人治的时代，有太多人能堂而皇之地逾越乃至践踏所谓的法律制度了。
只不过，刘旸领导的朝廷，如今正在全力打击这些行为，于是，他们也顺势做出改变，从此前的明目张胆，变成了暗中行事。
被逮住了，结局固然不好，但只要不被逮到，不就行了？有钱，有权，就能带来足够的安全。
这又是朝廷与剥削阶级之间一场马拉松式的角力，本质上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调节，只不过，结果可能不那么让人乐观，最终的胜利者，大概率不会是朝廷。
就一个问题，作为皇帝的刘旸，又能统治大汉帝国多久？
并且，有些人根本没有等那么久的意思，就在今岁夏，给皇帝刘旸出了一个难题。
有人往三法司各投了一份举报信，皇城前的铜匦也没放过，内容是吴国公刘晖府上，隐匿土地，强占民田，以高利贷奴役下民，同时有欺男霸女、杀人害命之举，市井之间也迅速流传开这些内容。
一时之间，洛阳从朝廷到坊间，非议不断，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垂拱殿。
舆论堆积到这等程度，对此事，刘旸除了下诏彻查，其他任何包庇的做法都与他的人设不符，也有违他治政之理念。
而吴国公刘晖府上的事，并不难调查，两万多顷的地，又飞不走，同时还有更多人把土地寄名于公府名下，对外都说是吴公的地，籍以免税。然而，实际拥有的土地数目，比朝廷给的免税额度，超了何止十倍？
这种情况，换在普通勋贵、地主身上，早就重罚了。至于奴役佃民、雇工，放高利贷，乃是草菅人命的行为，则属于“正常操作”了。
而经过调查之后，其他小鱼小虾不需再提，真正被拿到刑部侦讯的，便成了刑部大堂上被审判三人。
至于具体的罪责如何，早就清楚，并报请皇帝批复过了，今日只是走个过场罢了。
随着三人罪行宣读完毕，伴着一声震耳惊魂的惊堂木砸打声，刑部尚书李惟清操着一口淮音，义正辞严地宣读最终判决，并由大理寺卿王禹偁当场核准。
判辞宣读完毕，三名犯官，最后站着的只有两人，主簿张常建，他被判流南洋，至少脑袋保住了，至于瘫软在地的两人，斩！
一切都是经过安排的，几乎提供了一条龙服务，二人押赴天牢侯斩，判流刑的主簿张常建也被立刻押出去，带上枷锁，背上家属准备的行囊，在两名差役护送下，踏上海外“追梦”之旅。
至于从头到尾听完宣判的吴国公刘晖，则在燕王刘昭的陪伴下，失落地走出刑部，夏日阳光落在他那张显得格外沧桑的俊脸上，把那无限凄然都给照了出来。
仅从外貌形象上而言，如今的刘晖是那种中年帅哥，天家贵气与璀璨文气交织在他身上，再加上那么一层满带故事的忧郁，绝对能让无数少女倾心。
可惜，跟在身后的，是个大男人。默默地看着刘晖那失魂落魄的背影，燕王刘昭脸上也不禁浮现出一抹不忍，然而见他欲离去，还是忍不住开口叫道：“七哥......还请留步！”
刘晖身体闻声一顿，缓缓回过身来，看着刘昭，以一种讥讽的语气道：“鸡的下场已经看完了，我这只猴还不能回府吗？”
“不能！”闻言，刘昭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迎着刘晖的目光，深吸一口气，缓缓道：“还请七哥随我去一趟宗正寺吧！陛下诏意，圈禁一年！”
听到这么个回应，刘晖脸色变了变，变化是那般精彩，良久，打量着一脸为难的刘昭，双手伸出，漠然道：“需要带镣铐吗？”
“七哥言重了！”刘昭赶忙表示道。
刘晖时年四十，但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就仿佛苍老了十岁。刘昭也实在于心不忍，道：“一年时间很快，我也交待好了，必不会怠慢了七哥！”
刘晖没有接话，见状，刘昭又道：“七哥，陛下也是没有办法，人言可畏，你切勿埋怨......”
刘晖还是没有说话，一直到登上刘昭的王驾，兄弟俩同乘着，前往宗正寺途中，脑袋枕着车厢的刘晖方才轻声说道：
“陛下不是在渤泥岛给了我一块封地吗？我家大郎也二十岁了，你代我传句话，恳请陛下给他一份恩典，让他出海就国吧......”
皇城内，垂拱殿中，皇帝刘旸正杀气腾腾地注视着恭立于面前的皇城使王约，冷冷道：“给朕查出来！”
显然，这件事让刘旸异常愤怒，不在于最终对刘晖的处置，抑或顾念兄弟之情，而在于这种于暗处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的行为！
其心可诛！其行可罪！此时的刘旸，就像一条被触了逆鳞的真龙，不施云雨，只降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