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总是充满了热血，并且对理想不会考虑过多的逻辑。
祖辈数代都是贫苦民众的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在拥有了一定学识与逻辑思维能力后很快便沦陷在《贫富论》的论调中，他觉得他终于看见了世界的真相，看见了大部分民众苦难的根源，理想的火苗在十六岁的他的内心中燃起，推动着他走上一条崎岖的道路。
大周虽然对外州管制更加严格，但真正落到实际执行上外州对言论的管理执行更加宽松，这是一种政治和文化大同的执行需求，毕竟几百年前已经打过一棒，甜枣就要给够。
教会学校里的年轻人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在尊重并遵守教会制度以及保证信仰的前提下，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神父和助祭都不会过多干涉年轻人们的思想讨论，甚至有些年轻一些的助祭乃至神父还会参与进来。
在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十六岁之后的数年教会学校生涯中引导他的不是那位送给他《贫富论》的助祭，而是另一名年轻的大助祭沃洛加·伊里伊奇。
这位大助祭几乎拥有和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同样的经历，贫苦民众出身，教会学校毕业后就考入了太学法学科，而当他法学毕业后却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助祭。
优秀的法律知识和对贫苦民众的同情让沃洛加·伊里伊奇很快收获了来自主教的赏识和民众的拥护，在年仅二十四岁成为助祭短短一年的时间便升任为大助祭。
虽然是一名神职人员，但沃洛加·伊里伊奇实际上是《贫富论》忠实的拥护者，相对《圣经》造诣的研学，他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对社会人文的研究上。他同意并认可《圣经》所提出的“人人平等”，但也极度反对“一切恩赐皆来自于神”，他认为任何人的获得都是来自于其本身的行为，无论这种获得是偏向正面还是负面。而当人的行为符合普世道德观但却获得负面结果，那一定有人的行为不符合普世道德观而获得了正面结果，后者就是在通过不符合种群利益与认知的情况下对前者进行了剥削——即使这种行为是合法的。
沃洛加·伊里伊奇参与学生和同事之间讨论时所提出的观点受到了来自主教的善意警告，于是他不再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公共宣讲或教导，而是仅限于小范围私下讨论，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到了他的圈子。
相对沃洛加·伊里伊奇对政治的高敏感度和相对收敛的行为，只比他小七岁的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则显得激进许多，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在学生时代就会参与公开辩论和宣讲——虽然在教会学校警告他继续下去就收回奖学金时他停止了这种举动。
二十一岁从教会学校毕业后的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并没有听取沃洛加·伊里伊奇关于考取法学或社会学太学进修的建议，他更倾向于应用性学科，但外州人的身份导致了他想考取格物或化学类太学的分数要求太高，最终不得不进入鄂木州商务学府学习。
在商务学府学习期间，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继续进行着和同学之间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讨论以及宣讲，但他明显感觉到与教会学校氛围不同导致的学生关注点的不同，这里的学生如同他之前理想化的偏向应用型一样，他们更热衷于拓展人脉和关心以后的工作。
在努力了两年后，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仅仅组织了一个不到二十人的小团队，而这些人也并不坚定，他能明显感觉到相对学术理论和宏大的理想，他们对通过他接触中高级神职人员获得现实利益更感兴趣——作为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的引路人和导师，沃洛加·伊里伊奇此时已经成为一名神父，而他因为神职工作和法律援助经常顺路去商务学府看望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
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商务学府的浓厚金权气息其实也让他迈出了从单纯理想主义者向政治理想主义者转变的一步，他从商业这个更接地气的方面接触到了政治并开始学会斗争。
同样的他的导师沃洛加·伊里伊奇也在迅速成长，当他成为神父开始，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他打开了——来自沙俄教区的宗教分裂思想。
作为沙俄的国教，正教在沙俄拥有极高的实际权力，但他们的思想与皇帝官员们不同，他们只在乎宗教利益而非实质的地域政治控制权。从大周放松了宗教信仰管制后，教区就立刻重启和加大了与大周北部州神职人员的沟通。而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国内对宗教平衡性的需求，也使得北部州的宗教信仰恢复很快。
经过数十年发展，鄂木州首当其冲成为大周北部州正教信仰的核心地区，同时也有了不少实质上为沙俄服务的神职间谍潜伏其中。
沃洛加·伊里伊奇在成为神父的第二天就接触到了一位来自沙俄教区的督主教，这位督主教隐晦地向他表达了通过宗教信仰重新宣传斯拉夫民族乃至沙俄帝国的要求。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拒绝，相反，沃洛加·伊里伊奇几乎是以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姿态进行了一番奉承，以至于督主教甚至都紧张地告诫他要低调行事。
就这样沃洛加·伊里伊奇同时获得了来自沙俄教区、本地教会、沙俄贵族与本地旧贵族、民众乃至大周官方几乎所有不同派别、阶级的支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通过在不同身份人面前巧妙的转圜，从司祭神父到大司祭神父，再到主教、大主教。
随着神职地位如火箭般地蹿升，沃洛加·伊里伊奇并没有背弃理想，但在接触了越来越多政治斗争后的他却陷入了一种迷茫，他依然坚信‘人人平等’并为之努力，但在实际社会活动中因为个体的差异和群体的利益需求又确实会因职责不同而再次诞生出阶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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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务学府毕业的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这一次听从了导师的劝导——先学会养活自己。
优异的成绩与神职人脉让他很轻易就找到一份主要对沙俄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工作——见习驻外代表，他第一次踏上数百年前的祖国的土地。
穿着定制正装坐在公派轿车中穿过国境线——是的，紧邻鄂木州的秋明斯加州，他要去的是该州首府秋明斯加市，距离鄂木州首府鄂木府不过六百公里。
同为临边州省的秋明斯加州在整体环境上其实与鄂木州非常相似，绵延的山林与铺天盖地的大雪是永恒色调，但在秋明斯加州还有另一幅奇特的景色——在零下二三十度环境中仅裹着两三件薄袄的农奴。
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梗着脖子红着眼睛看着那些与自己同样样貌的人们艰难行走在路上，他们甚至没有足够完好的鞋，偶有暗红乃至黑色的脚趾露在外面，脚趾上有一层淡黄色的冰。
带领他的上司轻轻拍了拍他因攥紧裤子而青筋冒起的手，给了他一个安慰的眼神。
“要庆幸，不要怜悯。”这是上司给他的告诫。
这位有着理想主义思想的年轻人要学会闭嘴，否则就算他在沙俄的领土上睡着也没什么奇怪。
傲慢的贵族、虚情假意的寒暄、对每一铢每一戈比（沙俄货币最小单位）的斤斤计较，这都是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之前就已经有心理准备并完全能接受的。
但当在新的贸易订单上签下字后，在充满暖气的巴洛克风格的宴会厅享用着来自南亚的新鲜水果时，看着如同牵狗一般被仆人牵上来的女奴，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不得不以身体不适告退。
睡在柔软的大床上，他和衣将侍奉他的女奴紧紧抱在怀里开始垂泪。
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应该庆幸，他的上司很机智的让这位伯爵家的管家给他安排了一名不识字的哑女，否则他就可以在绞刑架上荡秋千了——他是斯拉夫人，大周不会因为他‘触犯’沙俄律法而发难。
来自同个阶层的快速背叛震惊了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或许是因为有个好的导师，他的上司并没有斥责他，而是耐心地教导他该如何闭上嘴享受眼前。
回到鄂木州的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与他的导师沃洛加·伊里伊奇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只是学术上的争执，在真正的高文化人群中这是非常正常事，无关情绪。
“老师，您难道没有见过沙俄的农奴吗？他们苦难而愚昧，他们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会出卖同情他们的同胞。相比之下，大周不就已经是世间的理想乡了吗？！”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是哭泣着喊出来的。
“你说得对，科加，无论是沙俄还是神圣法兰克，又或者远在大洋彼岸的阿美利加，甚至包括荒州的各国，大周都是目前所有人公认的最平等的地方。但是，这不代表大周是理想乡。你难道忘了你外州人的称呼？你难道忘了对外州人不同的律法？”沃洛加·伊里伊奇平静地坐着，他怎么可能不了解外面的世界，现在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所经历的他早就经历过了，“你要记住，‘人人平等’不是相对平等，应该是绝对平等。是的，我承认用‘绝对’这个词是不恰当不谨慎也是不科学的。但至少，每个阶级，至少底层阶级应该具备普适性的跨越阶级的道路，并且这条道路上不应有来自上层阶级的刻意阻碍。而这也仅仅是最基本的所谓平等，真正的平等不应该存在特权阶级。”——是的，这个时候的沃洛加·伊里伊奇还没有上升到对如何消除阶级而迷茫的时候。
导师的话让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稍微冷静了一点，是的，他是比他导师更加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即使现在已经迈入了政治理想主义者的门槛，而这番颇具纯粹理想主义的话语完全能击中他内心的渴望。
但那一个个依靠冻坏的脚趾依然艰苦行进在雪路上的身影再次浮现眼前，他带着些许希冀抬头看向自己的导师问道：“老师，如果我们以沙俄为开端，不是能拯救更多的人吗？”
沃洛加·伊里伊奇露出了一丝失望的神色，“科加，你觉得大周为了实现全民教育用了多大的代价？”
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沉默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就是大周全民教育的受益者啊！即使如此，当初学堂强制入学的时候，别说他的鞋匠父亲，就连他的母亲都充满了不解。
他想起了那个意图告发他却被上司‘愤怒’地打断四肢的哑巴女奴，她所刺痛的他的心的记忆无法忘却。
“科加，你首先要抛弃以往的‘同胞’的概念，所有人，所有受剥削的人们，都应该是我们的‘同胞’，而不是局限于斯拉夫人。大周是强大的，但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份强大其实来自于人民。现在的大周虽然远比以前进步，大周的人民远比以前幸福，但实际上大周已经再次回到了特权阶级的掌控之下。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重新解放大周的人民，只有人民重新掌控了大周，我们才能有力量去解放那些斯拉夫同胞，去解放世界上所有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
沃洛加·伊里伊奇说完这段话就站起了身，他拍了拍并不壮硕但坚实的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的肩膀，将两杯已经凉掉的茶水倒掉，重新又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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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吱呀”一声，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推开沉重的装饰豪华的大主教书房的房门，他的导师正呆呆坐在书桌前透过彩色琉璃的间隙看着窗外白色的大地。
“老师，您还在犹豫什么？”走进书房关上房门后，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规矩地站定，双眼灼灼地看着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导师。
“科加，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已经变质，我们在做的事，和那些特权阶级有什么区别呢？”听到学生的声音，沃洛加·伊里伊奇大主教回过神来，他慢慢侧过身子看向科巴·维萨里奥诺维奇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