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这边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现在人手已经差不多了，再多对于实质上的工程进度也没有太大影响了。
就像之前网上有一个小明滚出去的段子一样，不是人越多越好的。
具体的内容记不清了，大意是
课堂上，老师为了说明“人多力量大”举一个例子，一个工程，100人干，30天能干完，200人干呢？15天就能干完。
这时候小明站起来说道：
“老师，照这么说的话，400个人的话7天半就能干完，1000人的话3天就能干完，3000人的话一天就能干完，人的话一个小时就能干完，人一分钟就能干完，人一秒钟就能干完。”
老师：“赶出去！”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但是对于轧钢厂建筑队这个不算十分正规的建筑队来说，目前的人手，已经到了管理上限了，再多的话，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反而得不偿失。
毕竟，轧钢厂建筑队，是一个半吊子，就跟当时刚成立的文工队一样。
……
就这样，晃晃悠悠的，又过了一年。
这天，孟凡下班回到院子，被门口的三大爷拦下了。
“孟凡啊，晚上吃饭完，听招呼，要开全员大会，传达街道办的通知。”
三大爷闫埠贵对孟凡说道。
“好的，三大爷，对了，传达什么消息知道吗？”
孟凡问道。
“听说是关于上山下乡的最新政策要传达，具体的我也说不好，待会儿街道办的人过来宣布。”
三大爷之前倒是听一大爷念叨一句，不过具体的他也不清楚。
“好的，我知道了。”
孟凡心想，关于上山下乡的，还是在这个时间段，那准是关于强制上山下乡的事情了。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外加课本上讲述的不具体，导致大部分人都以为上山下乡是刮风时期兴起的，实际则不然。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团中央书记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
种花家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这群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这群人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但是，当时只是号召而已，并不是强制的。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刮风时期。
李先生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8年12月，李先生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据不完全统计，风暴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当然了，上山下乡的兴起最为关键的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不是从后来开始，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上山下乡并非始自风暴时期，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
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
而风暴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除了缓解就业压力外，也算得上是摒弃传统教学，过分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
当时所有适龄没有工作的青年，除了当兵以外，基本上都属于征召范围。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当然了，从狭义上讲，上山下乡从68年开始也不算错，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强制下乡了。
从1968年开始，主要是将大部分“老三届”毕业生分配到农村、边疆。
从1970年到1973年，由于经济发展，职工队伍的迅速膨胀，使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留城工作。
从1974年到1976年，又提出经济“紧缩”政策，要严格控制职工总数的增长。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又开始以上山下乡为主。
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但是实际上，1977年是最后一批知青下放。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当然了，也有不少人为了回到城市里，抛弃了家人和子女，不分男女。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