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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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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18日……星期五……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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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高考的第49天。
还有两天全市调考，也是高中生涯的最后一次月考，据说这次调考出题会完全按照高考的难度和模式来，作为高考前的最后一次预演练，这次仿真度极高，考试成绩也最有参考价值。与小点子和苏小鹏的书信往来已断了许久，横向比较只能看学校公布的全市排名了。
越临近考试，人心越涣散，这几乎成了我们上高三后的常态。莫凌波拿出塑料膜的象棋盘，摆好旗子，约我杀上一盘。我习惯性地叹气自谦推脱：“唉！我这人，水平不行。”
莫凌波假装板起脸来教训我：“你怎么那么自卑？！下棋么，不就是随便玩玩，输赢不重要。这样，我让你一军一马。”
“我不行”是我的一个口头禅，这么自然地随时随地脱口而出，也许说明自卑已深深地刻进了骨子里。可我的好胜心却受不了“让子”的公然激将，把他的军马摆回来下了两盘，均以他让我而平局收场。莫凌波见我实在不是对手，转而与霍江捉对厮杀。东霞是象棋未入门级学员，一面观战，一面了解各棋子行走的基本规则。艺婷则翻出她新买的星座书，测算她近期的运势和爱情走向。
下午体育课我们老实地呆在教室，大家都默认以后这课会被其他代课老师接管。然而上课五六分钟了，没有任何老师来。男生们陆续跑出教室，我也仗着胆子，叫上艺婷和尤友玲去操场看看。场上除了一二年级上体育课的学生，没看见我们体育老师，器材室的门大开着，男生们已拿着球上球场了，我们也有样学样抱了个球去找场子。又遇到上次那帮争球场的男生，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见又是我们，一齐打球也没废话，气氛却比上次好了许多，偶尔有传球互动。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混了节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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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21日……星期一……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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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考在今天考完，语文还行，英语一般，数学又是一塌糊涂，大概错了四个选择题，两个大题，约摸四五十分是要扣的，综合表现也平平，估分大概五百六七的样子，不知道估的准不准。考场里周围碰到的人，随便问问感觉都比我考得好，大概率分数高排名也不一定靠前。
晚自习前，东霞又开始使劲地用书拍桌子、砸椅子，乐为嘻嘻哈哈地问她估了多少分，被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怼了句“关你屁事！”莫凌波上前解围安慰：“考得好不好的有啥重要的，又不是高考。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呢！”不料，这话说完，东霞却趴在桌上嘤嘤地哭了起来。见状，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等她情绪慢慢自行消解。在高考重压下产生的生气、郁闷、伤心等等诸多情绪，其实根上大多源自对自己的失望、力不从心，此时他人的劝慰往往让人内心越发脆弱，情绪会被放大，这点我深有体会。
调考导致情绪波动的并非只东霞一人，教室里各处都是情绪宣泄的源头，有愤懑的，自然也有开心的，一切喧闹随着老班踏入教室戛然而止。老班沉默地在组间狭窄的走道里慢慢巡视，所有人自觉地低头，或拿出书本、纸笔，或翻出试卷，避免与他对视。气氛冷至冰点，上课铃响起，老班开始训话：“马上要高考了，该学的、该复习该掌握的都已经教给你们了。在最后这段时间，恢复健康的心态比多看会书、多做一套题重要，你们要调整好心态！我是说过你们可以放松放松，压力小一点，”说着语气凝重，话锋一转：“但放松也要有个尺度！不能玩疯了，都玩到天上去了！”
正说着，蒋天乐和邓慧兰双双嬉笑着从教室外进来，见到正在训话的老班，双方均脸色大变。邓慧兰赶紧低头坐回了座位，蒋天乐在老班的眼神硬控下跟着出了教室门。教室里哄地一下炸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有叹息他俩倒霉正撞上老班枪口的，有早看不惯蒋天乐嚣张说活该的，有说老班太封建，这事就不该管的。老班与蒋天乐在隔壁教室外谈了许久，两人的大吼声偶尔从走廊传来，只言片语听不太真切，大家都猜测着老班会对如何发落他俩。蒋天乐一副斗败了的公鸡样，垂头丧气地走进来，教室里随着一声“嘘”瞬间恢复安静。老班过了会也进来，走上讲台拿起卷子直接讲起了课。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没有预计中的暴风骤雨，连丁点“小雨”甚至都没有，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刚才走廊里的吼声是我们幻听了？还是老班看在时日不多的份上，决定放过他们，相互留个好印象？又或者老班没吵过蒋天乐，发现已经管不动我们了？也可能高考前所有人情绪都不稳定，包括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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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24日……星期四……晴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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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还艳阳高照，中午就狂风大作，沙尘飞卷了，看样子今夜会有雨。这天气变脸的速度与我们情绪的变动有的一拼。分数陆续出来了，名次还不太确定。我们班语文最高分是老班头132，综合和数学都是建国最高，分别是277和130，他语文和英语也不低，总分640左右，估计第一非他莫属了。我综合比预估的高了二十分，总分五百九，没多少失望，也不值得得意。老班说年级第一在六班，六百七十多分。这么一比，我们班的分就都不算高了。六班就是叶培盛在的那个平行班，但第一不是叶培盛，是另一匹“黑马”。真是风起云涌啊，高考前的分数变化会这么大吗？是考试整体太简单，还是别人在奋起直追，我们太掉以轻心？
又是这个时节，还有不到20天就中考了。三年前那个傍晚的晚霞浮现在眼前，往事涌上心头，我感慨良多。如果我没遇到小旅店的那两个老板娘，如果她们没拦住我，没叫我爸妈，我现在会在哪里、干什么？我会还活着吗？她们现在还在那里吗？还记得我吗？我把往事抹去线索编成故事讲给东霞听，并加上了“女孩三年后考上名牌大学，带着礼物去向老板娘道谢”的结尾。东霞听完笑着问：“这主人公是你吧？”我笑而不语，她继续道：“是个好结尾……会有好结局的！”我们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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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去校外吃饭，风沙有些迷眼，突然自行车链条掉了，我下车查看。建国载着丁静骑车经过，见我车坏了，停下来问我要不要帮忙。这经常掉链子的老爷车早已把我训练成了安链条的高手，我麻利地把链条卡上后轮齿轮，一手侧压后座，靠脚撑把后轮翘起，一手转动踏板，链条就上上了。展示完技术，正与他俩说笑，突然尖锐的刹车声在耳边响起，继而嘣地一声撞击。
不远处一辆小巴撞倒了一个骑电动车的中年女人，小巴司机愣了会神才从车上下来查看，女人侧躺在地上，电动车倒在她身边。女人动动胳膊腿查看自己的伤势，坐在地上对司机破口大骂，问候他八辈祖宗没教会他开车。司机见女人骂得中气十足，身上只是擦伤无大碍，便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飙出国骂，说她骑车不长眼，突然蹿出来，越骂气势越足，似乎要把刚刚的惊吓连本带利地还回来。骂战很快吸引了一堆爱看热闹的围观群众，我们仨也不例外，上前一看，发现司机是李华。女人站起来，扶起摔破后座塑料置物箱的电动车，狮子大开口要李华赔一千块。李华执意不肯，骂女人碰瓷，女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照李华的脸呼了一巴掌，于是两人便撕扯扭打起来。围观的只是劝，有好几个人要伸手拉开他们，见女人彪悍，怕被误伤，又缩回了手。直到李华车上的女售票员下来加入战局拉偏架，被撞的女人才住手，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大闹，骂李华人多欺负人少，赖在地上不肯走。
我说：“去派出所吧。”
李华看着我、丁静和建国说：“好！你们给我做个证，明明是她突然蹿出来故意碰瓷的！”
我们仨相互看看，面有难色，刚才的事发经过我们并没注意，被撞的女人见状便执意要去派出所讨说法。众人散去，我们仨在李华的要求下陪着一起去了最近的派出所。在派出所公告栏张贴的文件里，我赫然看见一个熟悉的名字——吴世阳，名字旁照片上的脸似曾相识，不太能确定。我把丁静叫到公告栏前，指着名字和照片问：“这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吴世阳吗？”
丁静盯着黑白照片仔细辨认了会说：“很可能是。过了几年，这脸虽然长开了，但看着还是像的。我不知道他生日，但出生年份是对得上的。”
“那如果真是他，这……”我没说下去，与丁静对视的瞳孔中相互释放着震惊。那张文件是通缉令，涉及案件类别里写着运输、贩卖毒品。
派出所的警察向李华、被撞女人和我们三人询问事情经过后，采取和稀泥的方式进行调解，对双方软硬兼施，打一巴掌给个枣，最终以李华赔付女人五百元告终。从派出所出来，我问丁静：“毕业后你见过吴世阳吗？”
“也就见过一两次吧。”丁静说：“他小学毕业后，和曾子华上了同一所中职技校，他长期不在学校里上课，没念完就被学校劝退了。”
“你们班原来那个‘四大天王’啊，那不是被学校劝退，是犯了事。”建国插言道：“你们记不记得初中有段时间，有人下晚自习后在离校门不远的小路上围堵女生回家？那段时间我们班成绩好、长得又漂亮的几个女生老被围堵，张大庆组织了几个男生每天护送她们回家，害那帮人不能得手。一天晚自习后，被惹恼的对方带了许多兄弟带着管制刀具在路口约架。张大庆收到风声，除了我们班的男生，还叫了几个街上的混混用报纸裹了长西瓜刀、木棍之类的前去应战。一场混战，结果张大庆脑袋被开瓢，有个混混脾脏破裂，差点死了。打混混的就是吴世阳。”
“啊？他是哪边的啊？印象中他是个外强中干的人，并不勇猛啊，而且围堵女生的不是二班的‘苕霸王’么？”我知道那场混战，但不清楚细节。张大庆因此被记大过处分，却被女生们视为英雄，而那次之后女生被围堵的事没再发生过。有人说是学校和周边派出所加强了安防，女生们则更愿意相信是因为张大庆出头。
“‘苕霸’只是里面的小头目，大头目有街面上的大混混，也有外校的校霸。各有各的‘目标’，地方就这么大，相互差不多也都认识。吴世阳是对方叫来充场面的。”建国解释完，叹口气接着说：“唉，他也是火背，用棒子呼了一下，那人脾脏就破了，外伤还没我们班男生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看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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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阳是我小学同学，我们班调皮捣蛋的“四大金刚”之首。“四大金刚”高矮胖瘦俱全，奸懒馋滑蠢，各具特点。吴世阳是其中矮瘦、奸猾的一款，时常把另外三个当“狗腿子”支使。他们喜欢扰乱课堂秩序，喜欢聚在一起阔谈欺负弱小的“光辉事迹”，喜欢给班上同学起绰号，天天追着一个肠胃不太好的女生叫“屁仙”，直到把她说哭才罢休。他们也喜欢梳分头，模仿香港明星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和黎明，自称“四大天王”。
四年级时，班主任以“一帮一”提升成绩的名义安排四个女生班干部分别与“四大天王”同桌，以便对他们进行就近监控和管理，作为小组长的我被分到与吴世阳同桌。刚同桌时，他总故意把黄绿色的浓痰吐在我凳子下，把我的满分作业本仍到浓痰上，或者故意四仰八叉地趴在课桌上，把文具都推到我这边来，让我没地方坐、没桌子可用。
我向爸妈抱怨这个同桌的各种可恶之处，妈妈说他爸妈在瞎子巷做生意，时常为了抢生意、占地盘跟邻居商铺吵架。他爸妈没文化，只顾赚钱也不管他，他舅舅是街面上好多年的老混混，一家子不讲道理的混不吝，没人敢惹。爸爸说不要什么事都指望大人给解决，让我动脑筋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既处理好同学关系，自己又不受欺负。了解完吴世阳的家庭背景，虽未获得爸妈为我出头的支持，我却同情心泛滥，怜悯起这个无人管教的孩子来，决心带他走回正道。
学着香港电视剧里大哥收服小弟的做法，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软硬兼施。给课桌划上“三八线”，无论他的人或文具，只要越界，我一律推回去。他往我凳子下吐痰，我就把他上交的作业本找出来扔到痰上垫脚，他扔我的作业本到痰上，我就忍着恶心把作业本捡起来在他桌上把痰蹭干净。他扬手要打人，我便拿出拼死一搏的劲狠狠地瞪着他，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直到他缓缓把手放下。在气氛和缓的时候，我会拿出记录组员上课讲话、做小动作、迟到之类的违纪小本子来跟他立规矩、谈条件，服从我的管理就可以减免几条或删除违纪记录，对我有过分的言行，增加违纪记录没商量。几个回合下来，他最初占地盘、耍威风的嚣张气焰明显势弱。到要交作业他却没写时，他则迅速变脸，妥妥地变成舔狗，让干什么都行，只求我把作业给他抄，当然我会趁机要求他上课不讲小话、不随地吐痰、不给同学起外号，不准欺负班上的女生叫人家“屁仙”……
同桌一年多里，他虽然时常对我吹胡子瞪眼、故态复萌，却从未真正打过我，有求于我时，则化身为对我言听计从的狗腿子。无论这该归功于我苦口婆心地劝他守规矩，还是他迫于“违纪小本子”和抄作业的挟制，总归说明他有所畏惧，还不是一个坏透了的人。无论他召集另三大天王在我身边的座位上谈论过多少回把低年级学生堵在小巷子里收保护费，或者拿着砖头瓦片跟别人干仗的场景，在我眼里无非是无知男生争强好胜、爱炫耀，把这些事迹当成酷帅的吹牛谈资罢了。学生们的零花钱不多，以他们懒散、滑头又怕事的作风，能收个一两块、三五块顶天了，挣不了大钱，打人也最多是咋呼一下，并不敢下死手。
与他同桌的一年多，我没改变他什么，他却让我知道所谓的恶人，都有软肋，拿捏住其七寸并没什么可怕的。如果他父母或家庭能给他好的影响、如果不是那人脾脏破裂、如果他没退学，他还会走上通缉犯这条路吗？
人生的路是偶然主导了转折，还是必然注定了走向？
我结婚那年，吴世阳死于车祸。那是他刑满释放后的一次独自出车跑运输，据说车祸原因是他毒驾致幻。之后不久，他爸妈关了瞎子巷的铺子，搬家到了外地。
那时，瞎子巷里早已没了算命的瞎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小商品批发店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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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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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26日……星期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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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后照例放两天假，懒散地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做，不写作业也不看书，真正的休息。过了一天打开书包才发现文具盒没带回家，真是个粗心的家伙！很好，这下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不写作业了。
爸爸不在家，我和妈妈去姥姥家吃饭，路上说起前两天看见吴世阳被通缉的事，妈妈讶异且一脸嫌弃地说：“真是造孽！这下他爸妈要花不少钱了。不过他活该！谁叫他原来老欺负你。”妈妈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只是我无法像她一样简单地幸灾乐祸地看待此事。
饭桌上，舅妈和妈妈聊起最近生意不好做，舅舅原单位有个店面要出售，他们在考虑要不要买房改行。那个店面我是知道的。舅舅年轻时有一阵负责管副食品仓库，偌大的红砖白泥勾缝清水墙仓库，梁柱是粗大的木头，地坪是结实的夯土，一箱箱货放在高高的木架上，坡屋顶上有一排通风透气的气窗。仓库里黑而阴凉，自带冰箱属性，我夏天很喜欢去那玩，躲迷藏，充大胆吓唬别的小孩。要出售的店面便是这仓库靠路边、院子大门旁的一间。
“把那房盘下来好啊，古朴的气质正好与舅舅的根艺盆景相配！地段虽不在商业街，却也胜在清静，又是自己单位的职工买，去谈谈价格应该会便宜些的。你们开个根艺店，根雕盆景有工艺品属性又有唯一性，好开价，利润率高，县城里独一家。这本也是舅舅的爱好，凭他在全国各大赛事上得奖的名气和手艺，生意肯定好。”我滔滔不绝起来：“如果担心买的人不多、销量有限，还可以增加休闲娱乐项目，像‘陶吧’那样，客人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根雕的某些环节，计时收费，若要把自己的作品经深加工处理后带回家，则可以计件另收费。那店面积大，把它稍微收拾下，环境布置得清新、高雅些，应该能吸引不少喜欢高雅艺术的人或伪艺术爱好者的。”
“你说的这店没见人搞过，不会弄，也不知道生意怎样。那老房子说不定过几年就成危房了，还要花好几万才能盘下，不便宜，风险也不小。”舅妈客气地笑笑，审慎地说。
“舅舅不是有好多喜欢根雕、奇石的老板朋友吗？可以找他们借点钱，或者看他们谁有兴趣与你们合伙，以资金入股，只投资不经营，年底分红，风险共担，你们负责技术和经营，出不出钱根据分成比例可以谈了再看。就像买股票一样，提前约定好分成比例，不共同负责经营就不会有扯皮拉筋的事了。”我笃定地说，觉得眼前出现了挣钱的大好机会。
“小孩子知道什么？！吃你的饭，瞎操闲心！”妈妈直接无视我的提议。
“我说的有什么错吗？”我据理力争：“以舅舅直爽的性格，要他与人讨价还价谈加五块十块的生意，当然做自己爱好的事更轻松自在、更适合他啊！这店门槛高，要技术和艺术鉴赏力，不是一般谁想抄就能抄、想开就能开的，县城或者市里可能也就只此一家。卖的东西与众不同，再增加点传统国风味的特色，肯定出彩的。就算生意不好，房子是固定资产，再转卖或租出去收租金也都不会亏啊……”我言无不尽地说着自己的看法，妈妈和舅妈已把那些话不当回事，没再理会我。我专程去了趟店里，想直接跟舅舅说，店里客人多，舅舅并不与我搭茬。终究没找到机会，我一句话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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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回老家，原来开在商业街一个楼梯下半地下室的花店已没了影踪，那是县城里开的第一家鲜切花花店，也是商业街上唯一的一家花店。不知老板是干不下去转行了，还是把店搬去了租金更便宜的僻静街道。大过节的，路上逛街的人稀稀拉拉，还赶不上当年放月假时出校逛街的学生多。问店家：“人是一贯这么多，还是过节人们都出去旅游了？”老板答：“和平时差不多。老县城的人许多去了市里或省城，镇上和村里来的人也不多，年轻人大部分去外地打工了，剩下的不是些老家伙就是没门路的。”
副食品仓库所在地现在是环城车总站，那些红砖清水墙的老房子也没了踪影。如今房价比当年已翻了数倍，如果舅舅买了那房子，是会大赚一笔，还是腐旧的砖木房会坍塌在房价上涨之前？如果他们做了我设想中的生意，如今是否会成为身家数千万的老板？又或者像“消失的花店”老板一样，在人员流出、经济下行、无法支撑高消费的小县城里举步维艰地经营？
那些舅舅亲手雕琢、带着南征北战、获得过各种奖项和荣誉的“宝贝”们，他从未标价售卖，仅赠送一二给有同好的至交好友。舅舅终其一生也未将他的爱好当做生意，现在的我看来这竟是一件幸事。他活得纯粹，也比我看得通透。不幸的是继承他满屋子根雕、奇石的表弟对他的那些“宝贝”完全不在行。它们至多能成为表弟睹物思人的念想，或许某一天也会成为他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