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事】
91、xJ教育万里行（1-7篇）
中国教育报记者顾雪林、刘全聚
（《中国教育报》于1992年11月19日--1992年12月5日先后连载；本文曾获国家民委颁发的“全国民族教育好新闻”通讯类二等奖）
帕米尔的教育
——xJ教育万里行之一
本报记者顾雪林、刘全聚
编者按
应xJ自治区党高官宋汉良同志之邀，本报派记者赴xJ采访，于今年8月20日至9月21日，先后到过阜康、石河子、KS、塔什库尔干、伊犁、ALt、tLF等城市、农牧区中小学和职业技术学校，行程约万里。从今日起，本报将陆续发表他们在xJ的采访见闻和图片，介绍边疆民族教育的情况。
在xJ西南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上，居住着我国塔吉克民族。据统计，我国塔吉克族现有3.3万人左右，其中90%以上聚居在帕米尔。帕米尔高原一年四季环抱在冰峰雪岭之中。塔吉克是个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民族。我们从KS乘吉普车西出，沿中巴公路穿过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翻过公格尔冰山和慕士塔格冰山，整整走了一天，夜幕降临时，来到塔吉克自治县县城。这里晚上9点太阳才刚刚落山。因为高原反映，我们感到有些胸闷、气喘、头晕。
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模泥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这位塔吉克族40岁的男子，身穿黑色的西服，幽默地称我们是“冰山上的来客”。这一下提醒了我们，难怪一路上看到的塔吉克族妇女都有点面熟，原来她们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古兰丹姆。模泥告诉我们:“《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民族服装就是塔吉克族的，音乐也属塔吉克族风格。在内地，一说塔吉克族，人们都很陌生；要说是来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帕米尔高原，人们就熟悉了。”
第二天，模泥副县长亲自陪同我们到明铁盖和红其拉甫达坂附近的草原小学采访。车上，模泥介绍说，“帕米尔”在塔吉克语中是“大草原”的意思，指高山草原。“塔什库尔干”是维吾尔语“石头城”的意思。据考证，在1400 多年以前，现在的县城中有一座汉朝时建的石头城，当时的维族人称之为塔什库尔干。“红其拉甫”是塔吉克语“山谷里的房子”。红其拉甫达坂和明铁盖达坂是古丝绸之路的两个出入口，据说当年唐僧到西天取经，就是从明铁盖达坂出境的。塔吉克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塔吉克族小学生上学后要先学习维语和维文，三年级后才开始学习汉语，所以语言学习负担很重。
“为什么小学生上学后不直接学习汉语呢?”我们不解地问。
模泥说:“关键是没有汉语师资。目前，全县只有一所可以教汉语的小学，其余15所小学因为师资缺乏，连从三年级开始教汉语都无法保证。”接着，模泥又谈到了教育经费的困难，一切生活和教学用品都要从山下运上来，加上东西涨价，教育经费人不敷出。全县年财政收入只有23万元，连寄宿学校煤火费的缺口都补不上。
车窗外，偶尔闪过破旧的土墙和土房，模泥说，这就是乡级小学。
我们来到距县城55公里的达不达尔乡中心小学，老师们正在做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学校坐落在土山脚下，四周是土围墙，一排1988年盖的砖石结构平房教室格外引人注目，院内有两个篮球架，两排破旧的土房教室已改做仓库。纳德尔夏在这里当校长已有10年，他自豪地称自己的学校是全县条件最好的乡级小学。因为其他的乡级小学现在仍然是土房子。
我们的汽车离开中巴公路沿着恰拉其谷河向明铁盖达坂前进，车子颠簸得使人头不时碰击着车顶，沿途河滩上长满一丛丛绿油油的骆驼草，金黄色的旱獭悄悄地站在草丛后向我们观望。汽车开近时，旱獭又一溜烟地钻进洞中。
来到海拔4300多米的达不达尔乡培依克大队柯尔克孜族的草原小学。这所小学没有自己的校舍，每当开学时便临时借用兽医站——三间破旧土房当教室，45个学生在里面上一到六年级的复式班。在草原小学附近的山坡上，我们见到柯尔克孜族教师土库勒。今年55 岁的土库勒已在草原小学当了31年教师，1989年曾被评为xJ自治区优秀教师。当得知我们是从bJ来时，他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下翻译。翻译买买提·土孙再次证实后，土库勒激动了，眼眶里闪动着泪花，他弯腰为我们每人拿了一大块馕，并加上厚厚的黄油，双手颤抖地捧给我们。他喃喃地说:谢谢!谢谢!
谈到草原小学的情况，土库勒抓住我们的手说:“请你们反映一下，我们这的校舍太破旧了，要花点钱修一下才好，盖几间好一点的教室。我教了一辈子的书，就这么一个愿望!”
返回的路上，我们耳边始终回响着土库勒的声音:“别宣传我，请反映一下我的愿望，行吗?”
（1992年11月19日《中国教育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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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则木·肉孜的心愿
——xJ教育万里行之二
本报记者顾雪林、刘全聚
xJKS地区集资办学先进县——SF县，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缘，帕米尔高原东北麓，全县34万人口中，维吾尔族占99.3%。
SF县教育局党高官司明星向我们介绍了该县集资办学情况。他说，几年来，全县掀起了一股集资办学的热潮。在县长阿不都·克日木赛、县高官姚宜健的带动下，全县维吾尔族农民踊跃为教育捐款，到去年为止全县共自筹危房改造资金457万元，连同自治区下拨的370万元，共计827万元，共改造了危房4.7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原定2.2万平方米的任务。农民们欣喜地说:“解放40年来，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农村学校盖起了这么多新砖房。”
司明星兴奋地介绍说，塔什米力克乡KS贝西村58岁的维吾尔族农民艾则木·肉孜先后给教育捐款两万余元，为本村盖起了一所小学。
我们提出见见这位维吾尔族农民，司明星马上为我们联系了车辆，并亲自陪同前往。
KS贝西村坐落在茫茫戈壁荒滩的一片小绿洲上，全村基本上都是土房子。我们来到了用艾则木·肉孜捐款盖起的小学校门口。一进校门，三排崭新的红砖教室映入眼帘，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教室是全村最漂亮的房子。
一会儿，艾则木·肉孜老人来了。这是一位典型的维吾尔族老人，他头戴白色的维族帽，身穿一件半旧的黑色长袍，白色衬衣的领口已经破得开了线，露出了紫铜色的胸膛，老人光着双脚。我们快步上前同老人握手，老人右手抚胸还礼。我们同艾则木·肉孜老人一起来到了他的家。老人家的院子不大，院内只有一棵老杏树，四周是光秃秃的土院墙和三间土屋子。屋内几乎没有什么陈设，显得空空荡荡；炕上铺着旧地毯，墙上挂着十几幅奖状。最新的一幅奖状就是老人1990年荣获自治区教委等颁发的“热情捐资、造福后代”奖。
从摆设看，艾则木·肉孜老人的家并不富裕，他为什么不先花钱建设一下自己的家，而是拿出两万元钱来资助学校?我们不禁发问。
老人微笑着回答:“我原来很穷，富也只是这几年。我穷的时候连冬天烧的稻草也没有。当时，村里的党员们支援了我一些稻草，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如今，党的政策好了，我靠劳动致富了，听党员们说教育经费困难，所以我要捐钱支援教育。”
“村里有人说我傻，问我为什么不盖清真寺。我说，盖起小学校，让娃娃们识字，培养有文化的下一代，这怎么是傻?”
“您这两万多元是怎么挣的?”
“在戈壁滩种树、养羊、养牛呗。过去不行，现在政策允许了。”
“挣这两万多元您付出了何等的辛劳和代价?”
“10年时间!我在戈壁滩上整整种了10年树，种活了50多万棵。”
老人说着说着，竟落下了眼泪。我们的维文翻译也哽咽着翻译着老人的话:“戈壁滩上种树，很苦啊。50万棵树，一棵一棵种，太累了。开始时，没有什么东西吃，水也很少。有时，累得我放声痛哭。种树太苦了，我实在舍不得卖……”
采访结束时，我们提出给老人一家留个影。老人连忙从床头的一个旧箱子里翻出一件七成新的白衬衣和一双旧皮鞋。
望着照相机前穿戴整齐的艾则木·肉孜老人那饱经风霜、皱纹密布的笑脸，我们忍不住热泪盈眶。在模糊的视线里，我们仿佛看见老人那颗金子般的心。
（1992年11月2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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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内参”
——xJ教育万里行之三
本报记者顾雪林、刘全聚
按照常规，下面这篇报道应当刊发《教育内参》。但一想到有1320多名师生在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中上课，我们决定，将这篇“内参”公开发表。以期尽快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
——题记
当我们来到位于天山北麓、玛纳斯河畔的新兴城市石河子采访时，石河子总场教育中心主任、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牛丛人在谈话中偶然提到当地四中、六中还有大量的危房，其中四中的危房达90%之多。
我们吃惊地问:“这么严重的危房情况，为什么不马上想办法解决?”
牛主任愁眉不展地说:“没钱啊!国拨教育经费有限，而且超支严重。仅改造四中一所学校，就需要100多万元。”
我们决定改变原来的采访参观计划，先到石河子总场第四中学察看危房。
在四中校长室，我们见了该校校长张和修。张校长的校长室本身就是一间危房，校长座椅的上方，天花板的墙皮已严重脱落，露出了芦苇，一面山墙和房顶的接缝处有一道长长的裂缝。
在高三教师办公室，我们看到，这间1955年盖的土坯房的土房顶上，墙皮已大部分脱落。
该校高三(文)一班的教室的东山墙墙体向外严重倾斜，上面的裂缝一通到底。
“这样危险的房子还让学生们上课?”我们问。
张校长两手一摊:“没办法，我校90%的房子都是这个样子，呼吁了多少年，解决不了。我这个校长天天提心吊胆，一下大雨，我们只好马上停课。”张校长说完便沉默不语了。我们知道，这一切不能怪他。为了解决危房，张校长几乎是年年跑、月月跑、天天跑。他曾打了几次辞职报告，上面不批。他形容自己是“坐在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口上”。
我们还看到一间教师宿舍，山墙墙体向外倾斜，天花板三边都有大裂缝，其中一面裂缝已经见天，房顶开始下沉，随时会蹋下来。两位年轻的女教师在这间危房中已经住了两年多。她们说:“这700多天不知怎么熬过来的。天天提心吊胆，梦都做不踏实。”
她们问:“你们反映这里的危房问题，真的能解决吗?”
我们默然。
离开四中，走出500多米远，我们看见有一座即将落成的、装饰豪华的、漂亮的二层建筑物，上书“泉水地工人俱乐部”。
这是哪个单位盖的?”我们下车询问一位工地负责人。
回答是:“靠大家集资盖的。我们四分场有1万多人，每人捐资100元，集资100多万元，从去年开始盖的。”
“四中的老师们每人也捐了100元吗?”我们惊奇地问。
“那当然，每人都要捐，教师也不例外。”那人高声地说。100 万元，正好可以用来改造石河子第四中学的校舍。然而……问题出在哪呢?
（1992年11月2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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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人的花园小学
——xJ教育万里行之四
本报记者顾雪林、刘全聚
cbcExb自治县，是我国锡伯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察布查尔”是锡伯语“粮仓”的意思。锡伯族人口不多，一百多年以前从东北西迁xJ，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锡伯族有不少知识分子兼通几种民族语文。
我们来到这个县的扎库齐牛录乡寨牛录村，参观了一所漂亮的花园式小学。一进校门，便见一行碧绿的油松和三行高大的阔叶梓树；再往里走，掩映在白杨和绿柳之间的花坛随处可见。锡伯族校长王西林边走边介绍说，校内有各式花坛10个，树木有垂柳、加拿大柳，油松、天山玉杉、xJ白杨等十几种，校园绿化覆盖率达75%。今年，他们学校被YLhSK治州教育局授予“绿化工作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王校长自豪地说:“我们学校是全村最漂亮的地方。每当夏日傍晚，总有许多村民愿意到我们校园里来乘凉、赏花、小憩，这也算是享受一下你们城里人逛公园的清福吧。”
参观中，我们发现校内16个教室全部是式样新颖的砖瓦教室，这在xJ农村小学中是不多见的。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所村小学里还有宽敞的仪器室、综合实验室、少先队活动室、大会议室和一间114平方米的室内体育活动室。穿过一个漂亮别致的月亮门，又见绿树环抱着一个设有主席台的400 米跑道的标准操场，操场旁边是标准的篮球场、羽毛球场，远处还有82亩种着小麦、玉米、打瓜的生产基地。
我们猜想，寨牛录村一定是一个相当富裕的村子，村里的人均收入一定相当高。
当我们说出了这“猜想”时，王校长的神情马上严肃起来。他介绍说，全村现有2000多人，锡伯族人占67%，去年人均收入不过850元，村民并不富裕。村委会和村党支部至今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在村敬老院里临时借用了两间办公室。
改革开放以来，村里逐渐积累了一点钱，除了支持农业生产以外，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决定用余下的钱办三件大事:第一，为了彻底解决村小学土坯教室的裂缝和漏雨问题，拆掉年久失修的旧房子，盖一所高标准的小学校；第二，盖一所村敬老院；第三，盖一所漂亮的幼儿园，最后再考虑盖村委会办公室。村里从1987年陆续为村小学建设投入了14.8万元(其中村民捐资1.5万元)，县里拨给危房改造投资7万元，加上学校自己投入勤工俭学的5万元，去年终于建成了这所设施完善的花园式小学。今年，村敬老院也建好了，明年准备建村幼儿园。
寨牛录村村委会和村党支部重视教育的远见卓识让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向王校长提出，希望见见这些村干部。不巧的是，他们当时都不在办公室，有的上县里开会去了，有的下地干活去了。
王校长指着距离村小学约100米左右的一片空地对我们说:“将来，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就盖在那里。”
望着那片空地，我们肃然起敬。
（1992年11月28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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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刘可
——xJ教育万里行之五
本报记者顾雪林、刘全聚
刘可局长突然脸色刹白，晕倒在椅子上，豆大的汗珠滴下来……
“要不要马上送医院?”望着这位陪同我们采访的ALt市教育局局长，我们焦急地问。
被采访者、为教育捐款6万元的个体运输户辜柱贤一边向我们摆摆手，一边迅速地倒了一杯白糖水送到刘局长的嘴边。刘可知道自己的低血糖病又犯了，赶紧喝了几口，随后就迷迷糊糊地仰头睡着了。但他的右眼因为上火，长了一个麦粒肿，显然很难受，睡后仍淌着眼泪。
“唉，没见过这样当局长的，为了给教育筹集捐款，他三天两头下来走村串乡。一听说谁要给教育捐款，他总要亲自去登门拜访。他有低血糖病，上次来我家时，就晕过一回!”辜柱贤边说边叹气。
辜柱贤穿着一件满是油泥的白衬衣，在他的土坯房里接受我们的采访。房间内的陈设极为简单:一个旧方桌和一个旧立柜都是当年他自己动手做的，几个木方凳和一张木床也都是旧的，一面墙边堆了6袋面粉，一只用电线吊着的灯泡从天花板的破纸缝里伸出了头。
辜柱贤说:“刘局长来我家，看我住的条件差，让我根据自己的情况少捐点、多留点，我没同意，把自己的6万元存款全都捐了。我是搞个体运输的，钱没了还可以再挣，但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学校的孩子们在危房里上课。”
在阿苇滩村，另一位个体运输户、为教育捐资7万元的农民金德林对我们说:“刘可局长来我们村召开了为教育捐资的动员大会，我们农民第一次见到市里的局长亲自来农村搞动员，这样的领导让人感动。晚上，我把刘局长来开动员大会的情况和老婆说了，我们一起商量为教育捐钱。”
金德林抽着一支用旧报纸自卷的纸烟，领我们来到了他的卧室。室内有一个旧方桌，一个床腿长满铁锈的铁床，大衣柜多处油漆剥落，衣柜里有两件老金两口子穿的旧呢子外套、几件旧的蓝罩衣和几件旧棉衣。他的老伴胡翠萍对我们说:“那天晚上10点多钟，老金和我就在这间小屋里商量捐钱的事。当时我说，7万元是不是捐得太多了，真有点舍不得。老金讲，人家市里刘局长亲自来动员了，教育上有困难，咱们全都捐了吧，一分不留。如今的政策好了，捐了再挣。我也就同意了。”
市教育局司机李家新告诉我们:“以前，ALt市向个体户搞过为教育强迫集资，方法不当，得罪了人，受到了全市个体户的集体抵制。今年6月，刘可局长走马上任，当时全市危房更新工程用款已经花得净光，教育局欠债100多万元。为了在开学前把危房工程搞完，刘局长只好再次向社会求助集资。在全市爱国个体劳动者捐资助教动员会上，刘局长代人受过，主动向全市的个体户们赔礼道歉，刘可说:‘个体户们都有很高的爱国热情和捐资助教的积极性，只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有缺点。’这一下感动了大家，许多人排着长队当场捐资，那个场面实在感人。”
三个多月来，刘可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日，召开了交通、建筑、建材等行业、个体户和各乡各村农民的一个又一个教育集资动员会，共集资80余万元，使ALt市第二小学教学楼、第三中学(哈萨克族中学)学生宿舍楼和食堂等工程如期竣工。
刘可的事迹，是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意外发现的。他被当地群众誉为ALt的“武训”。
刘可局长休息了一会儿，精神慢慢恢复过来，听到我们在谈他的事迹，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写他。他说:“你们要好好宣传像金德林、辜柱贤这样千千万万为教育集资的人民群众的感人事迹。”
（1992年12月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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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xJ教育万里行之六
本报记者顾雪林、刘全聚
天山是xJ的象征。它蜿蜒曲折，由西向东，宛如劈波斩浪的蛟龙，将茫茫戈壁沙漠一分为二。
在海拔5445米的天山主峰博格达雪山脚下，有一朵xJ人引以为骄傲的职教之花阜康县高级职业中学。
在阜康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樊新民引导下，我们冒着蒙蒙细雨，走进阜康县高级职业中学的大门。在校园内一座姹紫嫣红的大花坛旁，全国特级教师张发枝校长跑来迎接我们。
据张校长介绍，该校创办于1984年，目前有在校生900多人，其中住校生约500人。学校三年制高中职业班开设了家电、农学、园艺、服装、化工、工艺美术、水产等7个专业，已有5批毕业生约600多人。学校还先后办了食用菌培养、淡水养鱼、果树栽培、电器维修和农用化工等30多期短训班，培训学员近2000人。学校占地面积260 亩，建筑面积达8120平方米。已先后建成了化工、电工、缝纫、工艺美术操作、食用菌培养等6个专业实验室和2个理化实验室，配置了12万元的各种实验仪器；园艺专业配有果园20亩，农学专业配农学试验田40亩，水产班有实习用的鱼塘1.5亩。校办厂生产的感光面课桌、沙发及各种钢木家具深受社会欢迎，年产值已达15万元。化工厂生产的肥皂、明矾、苏打、烧碱、香水等已打入市场，每年获利15万元。养殖场养的珍禽，每年可创利10 万元。张校长指着大花坛说:“这些都是我们园艺专业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修剪出来的。有个叫郑丽的女学生，学习园艺入了迷，在快速繁育优良禾苗和花卉品种上有创新。她采用不同配方培育月季花，实验报告获得了北方11省市职业中学学生科技论文大赛‘新星奖’。学校已决定让她留校，在校植物组织培育室当实验员。”
在家电维修班教室，20多台教学电视机摆在每个学生的课桌上，老师正在给同学们讲解电视机原理，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张校长介绍说:“家电维修是个热门，学好了不愁找工作，所以报考的人很多。考上的人都学得很努力。88级有个叫白永兵的学生，毕业后自己办起了电器维修服务部，生意十分红火。为了方便用户，他还经常利用节假日或晚上的时间，骑车下乡，走村串户，上门服务，几年来修理过的电视机、录音机等电器数以干计，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我们来到校办果园，张校长指着果园的高大围墙对我们说:“这围墙是师生们自己动手修建的。建校几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进行艰苦奋斗、建设家园的教育，除修围墙外，师生们还常自己动手翻修宿舍、铺修道路、挖管道、植树等。这既改善了办学条件，美化了校园，又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点。”
樊新民副书记插话说:“阜康县高级职业中学1990年被评为‘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
这时，微风轻荡，那满园红透了的苹果告诉人们:天山脚下这朵“职教之花”，即将迎来又一个金色的收获季节。
（1992年12月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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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民族小学汉语课
——xJ教育万里行之七
本报记者顾雪林、刘全聚
从wLmq乘飞机往西，穿越绿草如茵的天山婆罗科努山谷，我们来到素有“塞外江南”美称的YN市。
YN市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城市，居民中有哈萨克、维吾尔、汉、回、锡伯、蒙古、满、塔塔尔、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38个民族。这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农林牧业发达。伊宁苹果产量占全疆10%左右，又被誉为“苹果城”。水深流急的伊犁河从市郊奔腾而过，河谷两岸景美如画。
在伊犁地区教委研究室锡伯族副主任付刚的陪同下，我们走访了YN市第六民族小学的汉语教改实验班。付刚介绍说，该校四年级一班是地区1989年选定的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汉语的试验班，而xJ的绝大多数民族小学是从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习汉语。
“候、到、发、以、始”，从四年级一班教室传来了朗朗的汉语声。维吾尔族汉语女教师沙吉旦正在教汉语生字的发音，全班学生坐得笔直，大声地跟随沙老师朗读。他们使用的教材是去年6月由xJ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六年制民族小学《汉语》(第三册)课本。
课堂提问开始了。沙吉旦老师用汉语叫起坐在中间第七排穿绿裙子的女学生、少先队大队长卡米拉·牙克甫，问:“你们什么时候到学校报到?”
卡米拉·牙克甫高声用汉语回答:“我们8月30日到学校报到。”回答非常正确。她自豪地看了我们一眼，高兴地坐下了。
“下一个问题谁回答?”沙老师话音刚落，小手就举起一大片。
沙老师叫起前排的一位男同学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发课本?”
男同学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昂起头回答:“我们报到以后……报到以后……报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大概是因为有客人旁听，他太紧张了，忘记了“发”字的发音，窘在那里。沙老师请他先坐下。又问，“谁能回答刚才的问题?”
坐在第一排的女学生古丽古娜抢着站起来:“我们报到以后发课本。”她有意地提高了“发”字的声音。
课堂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回答教师的提问，没有了生疏感和怯意。下课后，同学们还团团围住我们，七嘴八舌地用汉语和我们交谈。
据付刚介绍，小学一年级汉语教改实验已从去年初开始在伊犁全地区推广，到今年9月已办了100多个试验班。重视汉语教学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而汉语教学要从小抓起的观点，在当地各民族当中已逐渐被接受。
(全文完)
（1992年12月5日第2版）